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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重庆的“民主之家”——“特园”
信息来源:中国政协网  发布日期:2018-05-03 17:30:27  浏览次数:次  文字大小:

“民主之家”——“特园”(又名“鲜宅”)
 
  抗战时期,重庆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。时代潮流的因缘际会,使“特园”成为中共及各民主党派活动的重要场所,成为中国民主同盟、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诞生地,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大后方民主运动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历史见证。国共重庆谈判期间,毛泽东曾三顾“特园”,与民盟领导人张澜等民主人士共商国是。
 
  文/吕光光
 
“民主之家”的由来
 
  “特园”建于1931年,因主人鲜英字特生,故名为“特园”,又名“鲜宅”。“特园”位于嘉陵江南岸,占地二亩余,结构谨严,布局典雅。
 
  鲜英,1885年4月生于四川,1968年6月在北京逝世,终年83岁。幼年在家乡读私塾,熟谙经史。青年时期,参加同盟会,暗中进行反清活动。曾参加“护国之役”,后在四川军阀、国民党将领刘湘处任职。参与创办由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、陈毅等主笔的《新蜀报》,参与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。1939年夏,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,他鉴于国事日非,不再出任国民党的任何实际职务。
 
  随着抗战局势的变化和民主运动的发展,鲜英毅然在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中,为坚持抗日和争取民主而驰驱。恬静的“特园”,一变而为民主运动的据点,成为董必武同志誉称并获得时贤公认的“民主之家”了。高悬于鲜宅二门的“民主之家”横匾,由冯玉祥将军所书。张澜先生亦撰楹联分列其下,联为:“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,善工书,善将兵,善收藏图籍,放眼达观楼,更赢得江山如画”;“管他法西斯蒂压迫,有职教,有文协,有政治党团,抵掌天下事,常集此民主之家。”
 

鲜英在特园留影
 
  国民政府从南京搬迁重庆后,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各方面的知名人士云集,社会活动极为频繁。由于蒋介石厉行反共政策,深恐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的频繁活动,随即密令在重庆的一些公共场所,如青年会等处禁止租借,以限制他们的活动。但是,当“特园”的主人将自己的公馆向他们敞开之后,蒋介石的这种限制,也就在事实上被突破。
 
  1938年底,周恩来、董必武抵达重庆后,周恩来便请董老去“特园”同鲜英面商:中共为同各界人士共赴国难,需要有共商国是的场所,“特园”倘能提供这样的方便,当是最理想之处。爱国情殷的鲜英,表示无比欢迎。第二天周恩来由董老陪同亲赴“特园”,感谢鲜英的支持,相谈三个多小时,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,阐述了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地位、任务和统战政策,并说:“在蒋介石的高压下,这也可能给“特园”带来麻烦,请问你怕不怕?”鲜英答道:“都是为了共赴国难,我是一愿意,二是不怕!”
 
  从此以后,中共方面的周恩来、董必武、林伯渠、吴玉章、邓颖超、叶剑英等50余人,都曾是“特园”的嘉宾。
 
  国民党方面,包括国民党元老、要员、地方势力,以及其后组织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重要成员,李根源、李烈钧、孙科、于右任、冯玉祥、李济深等40余人,都曾是“特园”的座上客。
 
  社会知名人士中,张澜、张伯苓、章伯钧、黄琪翔、黄炎培、梁漱溟、沈钧儒、史良、李德全、卢作孚、章乃器、胡厥文、马寅初、郭沫若等及华侨领袖陈嘉庚,都曾以“特园”为民主运动的大本营,有不少人还寄寓于“特园”。
 
  由于中共南方局借重“特园”广泛开展活动,广大进步人士为坚持抗战、争取民主、追求光明,纷纷团结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,致使“特园”形成胜友如云的局面,哪怕国民党的某些人别有所图,也难以分化这种团结。由于鲜英待人接物优厚多礼、豪爽好客,故特园经常出现“座上客常满,樽中酒不空”的盛况,从而誉满山城。
 
突破国民党当局消息封锁,发出正义之音
 
  随着国民政府迁至重庆,国民参政会也相继迁来。此后历届参政会中的进步参政员,经常聚首于“特园”。沟通情况,交换意见,磋商国事,探讨大计,酝酿提案,起草文件,很少间断过,“特园”无形中成了参政员们的“俱乐部”。参政会的历届秘书长、副秘书长,经常出入“特园”,这里又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办公场所。
 

重庆国民参政会旧址
 
  1938年12月23日,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叛国投敌,震动了国内外。1939年1月3日,张澜会同黄炎培、梁漱溟、江问渔、冷御秋等人,在“特园”起草宣言,声讨汪逆,国民党禁止各报发表。这份宣言最终通过鲜英,在《新蜀报》独家发表了,成为大后方公开声讨汪逆罪行的先声。
 
  国民党酝酿第一次反共高潮时,1939年1月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,制定了“防共”“限共”“溶共”的反共政策,设立“防共委员会”;秘密发布《防止异党活动办法》《共党问题处置办法》;同时又在抗日前线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制造摩擦。这些消息都通过“特园”不胫而走,引起社会上的关注。
 
  1939年6月12日,国民党杨森部突然袭击新四军驻湖南平江通讯处,枪杀抗日将士,“平江惨案”发生。国民党当局严禁报纸报道惨案真相。张澜便在“特园”约集重庆各界人士,请董必武报告“平江惨案”经过,事后又将报告印刷出来,在社会上广为散发。这就突破了蒋介石的封锁,在大后方激起了公愤。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,张澜亲访蒋介石,诘责蒋:“共产党抗日,为什么你们不同意?”并要求取消反共政策,使蒋窘迫不堪。
 
  1941年4月13日,在法西斯德国准备进犯苏联的前夕,苏联同日本签订了《苏日中立协定》,这在统一战线内部引起混乱。鉴于此,周恩来17日赴“特园”向张澜、黄炎培、江问渔、冷御秋、章伯钧、丘哲、杨赓陶、蒋匀田、左舜生、林可玑等阐述苏联绝不会因此而改变对华的援助。一场反苏反共的风波遂告平息,以致6月22日德国侵入苏联时,“特园”内立即发出了对法西斯侵略的正义声讨。
 
中共和民主党派开展民主运动的据点
 
  1941年1月初,“皖南事变”的消息传至山城,“特园”人士在悲愤的气氛中奔忙于国共之间的调停。张澜、黄炎培、江问渔、梁漱溟、李璜、左舜生、张君劢、罗隆基、章伯钧、丘哲等17余人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,明辨是非,煞费苦心,强调枪口对外,绝不作“和事老”似的调停。这就形成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历史必然性。几经酝酿,由上述人士发起,3月19日在“特园”秘密成立了“民主政团同盟”。
 

1941年1月17日,周恩来因“皖南事变”为《新华日报》题词。
 
  1941年10月10日,民盟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和“十大纲领”后,“特园”事实上成为民盟总部所在地,民主空气洋溢于“特园”。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期间,张澜于11月中旬在“特园”约集国民党以外的部分参政员,包括中共的董必武、邓颖超等共23人,在“特园”交换意见,酝酿提案。11月25日,正式向参政会提出《实现民主,以加强抗战力量,树立建国基础案》,要求国民党结束“训政”,实行民主政治等10项主张。这件提案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。
 
  1942年春,以团结为重的张澜,说服了民盟内部对救国会持有不同看法的少数领导人,接纳了以沈钧儒为首的救国会加入民盟,使民盟成为“三党三派”的政治联盟。当沈钧儒、陶行知、张申府、史良等重作“特园”的嘉宾时,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
 
  1945年10月1日至12日,民盟在“特园”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(解放后追认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),中心议题是讨论抗战胜利后,中国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。这是一次民盟活动家的大会师:除总部领导人和在渝负责人张澜、沈钧儒、黄炎培、梁漱溟、张君劢、左舜生、李璜、章伯钧等20余人外,还有全国各地的代表30多人,以及与青年党交叉的代表多人。外地到渝的代表,基本上下榻于“特园”和刘王立明所办的幼儿园内。
 

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在特园合影
 
  从1943年2月开始,谭平山、陈铭枢、柳亚子、杨耿光、王昆仑、高崇民、宁武、阎宝航、朱蕴山、何公敢等,经常聚会于“特园”,以座谈时事为名,酝酿成立国民党内的民主组织,这就形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滥觞。
 
  1942年至1944年,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逐渐好转,“特园”内经常举行的座谈会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,从国际的大好形势反观国民党一党专政,从而促进了民主运动的发展。
 
  1945年3月13日,民盟领导人在“特园”传阅周恩来致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的信,以协调对当前国内的民主和团结问题的意见,包括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,必须容纳国民党以外各方面人士。民盟对此极表赞同,终于使国民党在中国代表团中,容纳了董必武、李璜、张君劢、吴贻芳、胡适、胡霖六人,共同出席旧金山大会。
 
  5月下旬,民盟领导人在“特园”传阅了毛主席《论联合政府》的报告稿,在政治斗争上提高了大家的认识,于是力主由国民参政会派出代表,去延安同中共磋商国是,目的在于反对国民党召开“国民大会”。
 
  7月1日,褚辅成、黄炎培、冷御秋、左舜生、章伯钧、傅斯年六位参政员终于成行,在延安达成了要求国民党“停止召开国民大会,从速召开政治会议”的建议。这六位参政员去延安之前,在“特园”交换过意见,在返渝之后,又在“特园”汇报过情况。
 
  毛泽东、朱德在延安与国民参政会考察团成员亲切聚餐。毛泽东左手起:章伯钧、冷御秋、黄炎培、林伯渠、左舜生、朱德、傅斯年。
 

毛泽东三顾特园
 
  1945年8月28日,毛泽东赴重庆谈判,民盟主席张澜(左)等在重庆机场迎接。
 
  自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和谈,在短短43天的时间内,毛泽东三度光临“特园”。
 
  第一次是8月30日,毛泽东抵渝的第三天,就不胜渴慕地光临“特园”,同张澜、鲜英恳切长谈。
 
  第二次是9月2日,民盟领导人在“特园”盛宴招待毛泽东、周恩来和王若飞。毛泽东深情感慨道:“我也回到家了。这里是‘民主之家’,以后我们还要建立民主之国!”宴后毛泽东应鲜英之请,挥毫写下“光明在望”四个大字,使在座者深受鼓舞。
 
  第三次是9月14日,毛泽东去“特园”向张澜介绍国共谈判情况,张澜向毛泽东建议公开谈判内容,得到采纳。当即商定由张澜给蒋介石、毛泽东写一公开信,要求公开国共双方的谈判,以便在全国人民的监督下,促使谈判成功。
 
  当毛泽东抵、离重庆之时,张澜、鲜英等去机场迎送,毛泽东深表感谢。
 
“特园”现为“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”
 

今日“特园”
 
  随着重庆的解放,“特园”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。鲜英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,后任首届全国人大代表。卜居北京后,鲜英曾受到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董必武、吴玉章、张澜、郭沫若等人的盛情招待,他们衷心感谢“民主之家”对民主革命作出的贡献。董老念念不忘地说:当年国共之间有几件大事,就是在“特园”内决定的。黄炎培亲笔写道:“鲜特生老同志,在反动政府下,敢于经常地容纳有中共同志参加的民主人士集会议事,日夕授餐,被题为‘民主之家’。‘老同志’这一称呼至今回想,能接受者有几人呢?”
 
  2008年5月,依特园旧居遗址而建的“特园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”正式对外开放。
 
  2011年3月,扩建后正式更名为“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”。
 

“民主之家”匾额
 

陈列馆展厅
 
  作者吕光光,民盟成员,曾任张澜先生秘书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。
 
  (本文选自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150辑,有删改,文章标题和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。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,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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